1951年4月初,朝鲜战场的“联合国军”调集了17个师和3个旅,总兵力超过34万,意图越过“三八线”股票多少钱可以加杠杆,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和元山一线,从而占据更有利的军事位置。这一行动目标明确,意在通过占领关键区域,获得战略上的优势。
应毛泽东指示,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,集中兵力发起反击。就这样,第五次战役拉开帷幕。这场持续50天的战役中,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击毙、伤及并俘虏敌军超过8.2万,成功粉碎了“联合国军”进攻的企图,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,并坐到谈判桌上进行停战磋商。
然而,这次战役的代价也不小,尤其是志愿军在深度推进过程中,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伤亡。尤其是在第3兵团第60军的180师,除去约4000名突围的士兵外,全师损失惨重,超过3000人阵亡。
展开剩余85%战役结束后的1951年6月下旬,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召见了志愿军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。随后,他又在中南海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召见了志愿军60军军长韦杰,深入了解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受挫的具体情况。
面对这一惨重的损失,韦杰心情沉重,内心充满自责,因为很多外界人士不了解实际情况,却将责任归咎于他,这让他倍感压力。此次面对毛泽东,韦杰心中忐忑不安,准备接受批评。
毛泽东见他如此紧张,面带微笑地开解道:“韦杰,你坐。还记得我们在延安抗大见过吗?”随即,他指着书房的一张沙发,示意韦杰坐下。那时的毛泽东,身着灰色中山装,脚踏布鞋,面色红润,精神焕发。与当年在抗大的严肃相比,眼前的毛泽东显得格外温和。
当时,37岁的韦杰作为军长,心情非常复杂,期待受到批评的他,也因此放松了些许紧张。毛泽东让他坐下后,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,并语气平和地对他说:“你从朝鲜回来之前,我和邓华、韩先楚两位副司令员,以及解沛然参谋长都谈过,了解了一些情况。最近我还请彭德怀通知王近山回来,也想了解五次战役的细节。”
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烟,接着说道:“我一直在想,为什么五次战役会导致敌军损失8万,而我们却损失了8万5?为何撤退时,敌军13个机械化师会突然对我们发动全面反扑?今天找你来,是想了解一下你们60军的作战情况,特别是180师为何会被围困。”
说到这里,毛泽东停顿了一下。韦杰意识到毛泽东并未准备责怪他,而是要深入了解实际情况。他立刻站起身,准备拿出事先写好的报告。毛泽东却轻轻阻止了他:“你不必照着材料讲,我想听你直说。你是前线指挥员,咱们都是指挥员,不必拘谨。”
这番话让韦杰更加放松,准备全盘托出。他开始详细讲述了180师的战斗过程。毛泽东表示:“弄清楚180师被围的原因,不仅对总结经验有好处,还能为下一次战役做准备。你作为60军军长,了解得比其他人更深入,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韦杰再次站起身,真诚地向毛泽东检讨:“主席,180师受挫,作为军长的我有责任,我不会推卸责任!”毛泽东挥手示意他坐下:“先不谈责任,我刚才说了,这是调查研究。关于五次战役的打法,你觉得有什么问题?”
韦杰回想起五次战役的细节,特别是5月16日的情况,感慨万千。那一天,180师本应在第9兵团的支援下进行辅助性突击。为了集中兵力,王近山决定让15军歼灭美2师一部,而60军则主要钳制住美10军。然而,随着179师的调动,60军突然失去了备用兵力。尽管如此,180师依然按照原计划进攻,取得了若干成果,但在后期的撤退中,敌军却发起了猛烈反扑。
在接下来的几天,随着敌人重兵反扑,180师陷入了困境。美军发动了机械化部队的全面进攻,尤其是美7师和陆战1师的反击,令180师的防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尽管如此,志愿军的指战员依然展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,许多士兵即使伤亡惨重,也依旧坚持作战。
战局的最终结局是180师在敌人压力下,无法逆转战局,陷入了困境。尽管全体战士奋勇突围,依然有不少战士在突围过程中牺牲。突围过程中,许多突击队员因为伤病、疲惫等原因,最终未能完成任务,部分幸存者在山林中坚持了近一年的游击战,直到1953年才被释放。
通过这次详尽的交谈,毛泽东最终得出结论: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并非完全由指挥错误所导致,更多的是因为整体部署的问题,战役展开过于急促,深入过远,未能充分考虑后勤和战线的延展性。毛泽东自责地说道:“五次战役打得太急了,打得太大,打得太远。”韦杰听出其中的自责,心头再次感到一阵沉重,眼泪止不住地涌出。
在毛泽东的安慰下,韦杰逐渐平静下来。他被告知回去总结战斗经验,准备未来的作战。韦杰起身告辞时,毛泽东笑着提醒他:“再过几个小时,北京就会迎来新的黎明。”这些话语似乎不仅是在告别,也在鼓励他,未来总会有新的机会。
此后的几个月,经过一系列调整,60军的指挥官更换,战力恢复,180师逐步振作,最终在1953年的金城战役中,凭借坚强的意志和战斗精神,完成了辉煌的翻身仗。这一战,不仅为180师恢复了荣誉,也让所有参战的士兵获得了深深的尊敬和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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